要害詞:名人手跡 王國維
近年來,關于王國維(1877-1927)的學術史材料及考據研討都有諸多結果刊布。就王國維手札而言,如清華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出書的《王國維未刊交往手札集》(以下簡稱《未刊》),作者馬奔跑師長教師在該書“輯注闡明”里說道:“這批王國維未刊交往手札為王國維師長教師往世前有選擇保存上去的,現存國度藏書樓所加入我的最愛的王國維手稿之中。”《未刊》共收錄約四百五十封手札。除了有九十八封是王國維寫給宗子王潛明的家信以外,其余都是別人寫給王國維的,共觸及六十余位中國近古代史上學界、官場的主要人物,此中以中國粹者為主,別的亦觸及藤田豐八、鈴木虎雄、狩野直喜等japan(日本)學者及明烈士、伯希和(Paul Pelliot)等歐美學者。
2015年出書的有房鑫亮師長教師編校《王國維手札日誌》(杭州:浙江教導出書社,以下簡稱“《手札日誌》”),祖艷馥和達西婭·維埃奇-羅斯編著《史與物——中國粹者與法國漢學家論學書札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史與物》),以及《唐蘭選集》(上海古籍出書社)。《手札日誌》是在《王國維選集·手札日誌》(杭州:浙江教導出書社2010年版)的基本上補訂而成,《史與物》《唐蘭選集》分辨收錄了王國維致伯希和函二封和唐蘭致王國維函五封(另收有王致唐函八封)。據《唐蘭選集》(第十二冊,12頁)所作的闡明,這五封唐致王函均從《未刊》一書中照抄。
2017年也有兩種王國維手札集出書,一是馬思猛師長教師輯注《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手札》(北京: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以下簡稱《往來手札》),該書支出王、馬兩位師長教師的往還手札共八十余通(馬致王函四十七通,王致馬函四十通),原件現躲于國度藏書樓、故宮博物院和魯迅博物館。原件影印本也盡錄于該書,對于讀者從頭瀏覽《未刊》《手札日誌》等無疑供給了很年夜的輔助。二是國度藏書樓古籍館編《國度藏書樓躲王國維往還手札集》(北京:中華書局,以下簡稱《國圖》),資料更是豐盛。洋洋六年夜冊,且一切信件均為存真的黑色影印件,拿它來校讀已刊的各類王國維往還手札集,非常便利。
陳寅恪師長教師《王不雅堂師長教師挽詞》有“許我忘年為氣類”“風義生平師友間”兩句(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北京: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17頁),是陳、王二人“同聲私密空間響應,同氣相求”,在學術上相互啟示、彼此影響的活潑寫照。下文我們將選擇沈兼士(1887-1947)、容庚(1894-1983)、馬衡(1881-1955)、唐蘭(1901-1979)幾位與王國維師長教師之間研擘學問的往還信函為例,對邇來幾種出書的王國維手札集在系年、內在的事務、文字等方面提出一些學術史層面的會商,以此不雅照王國維師長教師于二十世紀二十年月“考釋殷書開盛業,鉤探商史發幽光”(《陳寅恪集·詩集》,15頁)的學術魅力。限于學力,若有懂得掉當或以不誤為誤之處,祈請斧正。
一
《未刊》(131-133頁)共收錄容庚致王國維函四封(均未標年份)。此中列在第一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39-2440頁)的容致王函說起“查封泥中皆云‘☐☐里坿城’”“則十七簡志掌(尹)官威臧里附城(爵)訢(名),蓋無可疑。推之十六簡,則掌年夜尹(官)播威德子(爵)……”等,皆是容庚師長教師《樂浪遺址出土之漆器銘文考》(刊于《北京年夜學研討所國粹門月刊》1926年第1期)中會商的內在的事務,而容氏在此函中所謂“奉手示勘誤拙稿之誤,至謝”即應指該篇。
容庚致王國維信函影本
《手札日誌》(709頁)一封每日天期標作“1925年1月下旬”的王致容函,開首便說“手教并漆器銘考敬讀悉,譯文誤處謹志于紙側”,可見此封王致容函必定和上述容致王函相承接。《手札日誌》的編者在這封王致容函下加注說:“此札所釋十六、十七兩簡,與容庚正月四日來函內在的事務承接,當書于稍后;又容、王考釋類書札集中于甲子、乙丑年,姑系于乙丑年正月上旬。”這里信函的往還次序生怕正好相反。按理應先有王氏給容氏《漆器銘文考》初稿作“譯文誤處”之勘誤,然后再有容氏回函說“奉手示勘誤拙稿之誤”才對。《容庚北常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版,77頁)于1926年2月16日誌:“九時趙萬里來,攜回《樂浪郡漆器銘文》稿。王靜安于譯稿頗有矯正。覆靜安信。”可見,《手札日誌》將王致容函的每日天期定于1925年1月下旬可商。
《未刊》(131-132頁)容致王函(該組第二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41頁),每日天期署作“11月廿九日”。該函所談重要是容氏給王氏轉致新莽嘉量影本,并且預備到滬訪王雪丞等事。容氏該函中說“庚下月底南回,道經上海,欲訪王雪丞師長教師……”。而顧頡剛于1924年8月4日致容氏函另有“回家后想必安好。……何日來京?西湖要往否?下半年要挈眷到京否?”等文字(《顧頡剛手札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165頁),容庚于是年年末曾經回到北平,是以《容庚北常日記》自1925年1月1日開端。可見,此函題名11月29日顯然當在1924年,若換作公歷每日天期則為12月25日。
《未刊》(132-133頁)容致王函(該組第四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48-2450頁),每日天期署作“仲春初六日”。容氏此函末段有“《國粹季刊》第2卷第1期欲出一考古學專號,羅(叔蘊)師長教師已有題跋數篇,命庚趨謁臺端,欲得高文,認為光寵”如此。據顧頡剛于1924年2月25日致容庚函云:“二卷一號(引者按:指《國粹季刊》)如兄能更作一文,并邀(商)錫永、(馬)叔平師長教師亦作一文,使此期帶些考古學專號的色采,最好。(羅)叔蘊、(王)靜庵兩師長教師處,兄能覓得文字否?”(《顧頡剛手札集》第二卷,162頁)又容氏此函談及“金文中‘迺’‘乃’二字盡不相混”,而王國維于1924年3月12日的回函云“金文‘迺’‘乃’二字有別,誠如來教”(《手札日誌》,706頁),可見容函每日天期應定于2月28日。
二
《未刊》(208-213頁)收錄唐蘭致王國維函共五封。此中第一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85頁)未標寫信每日天期。唐師長教師在此函中說道:“蘭于專修館已卒業,頃在無錫羊腰灣無錫中學任教務。”唐蘭師長教師于1921年就學于無錫國粹專修館,“師從唐武功,攻治小學,漸及群經”(唐復年、唐益年編《唐蘭年表》,嘉興市政協文史材料委員會編《嘉興文杰》,北京:今世中國出書社2005年版,528頁)。“1923年底,唐蘭在結業測試中獲第一,時稱‘國專三杰’之首”(《嘉興文杰》,485頁),其他兩位則是王蘧常和吳其昌。
唐蘭致王國維信函影本-1
《手札日誌》(684頁)錄王國維致唐蘭函(此函每日天期為19舞蹈場地24年4月21日)說:“聞年夜駕北來,甚為欣喜。蒲月中有京師之游,尤所接待相見,泛論一切。”可見,此函應作于1924年5月之前、唐師長教師尚未北上之時。更進一個步驟說,應作于是年4月上旬之前。來由之一是下文將論及的《未刊》(213頁)所錄唐致王函(該組第四封)有“蒲月間至京當更奉謁”;第二點是這列在第四封的信件中(《未刊》,210-211頁),唐蘭師長教師對王國維的“五聲說”表現質疑,“惟謂《聲類》《韻集》當為陽一陰四,則竊有二疑焉。……”王氏則于上述復函中做了如下的回應,“前拙撰《五聲論》疑《聲類》《韻集》之‘五聲’即陽聲一、陰聲四,亦不外擬議之詞,尊意在反證此事,亦未得確證。……”(《手札日誌》,683-684頁)所以說,唐致王函第一封必作于1924年4月7日之前。
《未刊》(208-209頁)唐致王函(該組第二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90-2493頁),寫信每日天期只標作“十一日”,未見年代。據此函所提到的上面三點,可揣度其應作于1922年年末。第一,此函開首說“承惠借《文存》(引者按:即鄒安編《周金文存》),感謝之至”,此地方涉為是年8月《不雅堂集林》印就事。第二,函末說“歲將單矣,十九或二十當返里,便過上海”,為唐氏那時就學于國粹館時代。第三,又說“雪堂師長教師頃聞在申,未審何日首北?”據羅繼祖輯述《永豐村夫行年錄》壬戌年(1922年)所記羅振玉師長教師去處,“十月三日,沈子培(引者按:即沈曾植師長教師)卒于滬,年七十三。翌月,村夫赴滬吊之”(羅振玉《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十二集,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版,430頁)。
《未刊》(209-213頁)唐致王函(該組第三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97-2499頁),未標寫信時光。從此函末署“回示請寄天津英界……唐立庵”來看,應寫于1925年唐蘭師個人空間長教師居住天津之后。其次,此函開首說“昨聞主講清華,衷懷勃勃”,即指王國維師長教師任清華國粹院導師。據儲皖峰《王靜安師長教師著作表》:“乙丑夏,師長教師由京師黃瓦門移居清華門”,同年9月,“時師長教師為研討院經史小學導師,每周為諸生講《古史新證》一小時,《尚書》二小時,《說文》操練一小時”(袁英光、劉寅生編著《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國民出書社1996年版,432、436-437頁,以下簡稱《年譜長編》)。再次,唐氏此函還說起,“同窗有王蘧常者,……夙日敬慕師長教師學術至深,本欲報名與試,以人事罣誤,竟至愆期,而明歲又以各種關系萬難肄業。乃以蘭曾辱一日之知,囑代轉詢擺佈,能否想法通融,許其補考進學?” 而《手札日誌》(684頁)王國維致唐蘭函(編者所署寫信每日天期為1925年8月1日)說“貴友□君□□事昨已與政府者商,云‘現已考畢,所取先生名單亦于本日頒發,礙難再行補考。’自系實情,看轉致□君為荷”。顯然是王氏就上述唐函的回應版主。據此揣度,唐師長教師此函應寫于1925年夏。
唐蘭致王國維信函影本-1
《未刊》(210-213頁)唐致王函(該組第四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500-2509頁),寫信每日天期署作“三月四夕”。此函篇幅極長(上文在會商列于唐致王函第一封時已觸及此函),內在的事務重要繚繞陸法言《切韻》等中古韻書睜開。唐氏在信中談到了本身對漢魏以來韻書的各種見解。據《唐蘭選集》第十二冊(395-396頁,1924年4月11日王致唐函,此函亦見于《手札日誌》,683-684頁),王國維致唐蘭函論及李登《聲類》、呂靜《韻集》、王仁昫《切韻》等韻書(《唐蘭選集》第十二冊,395頁)之“五聲”,也觸及明卞令之《式古堂字畫匯考》所收孫愐《唐韻》,以及王氏自撰《五聲論》等外容,都是王國維師長教師針對唐蘭師長教師此函的詳細答復。別的,依據唐函“蒲月間至京當更奉謁”和王氏復函“聞年夜駕北來,甚為欣喜”等證據,闡明此封唐致王函的寫信時光應為1924年4月7日(農歷三月初四)。
《未刊》(213頁)唐致王函第五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510頁),也沒有署寫信時光。該函說起,唐蘭那時正“頗留心小學”,并就教王氏唐寫本《切韻》、蔣斧《唐韻》等韻書題目。據《唐蘭選集》第十二冊(326-327頁,1922年8月15日王致唐函,此函亦見于《手札日誌》,679頁),據王國維師長教師對于唐氏“先治小學,甚佩甚佩”及“唐寫本《切韻》(系弟錄本)乃京師友人集資印之,以代傳寫”,可知此函即為對唐致王函的回應版主。闡明此函應作于1922年8月下旬前后。
三
《未刊》(59-61頁)收沈兼士致王國維信函共三封,只要列在第三封的信函署了月日。此中第二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390頁)說“年夜著《五代監本考》收到,感謝!當由本期《國粹季刊》登出”,又說“北京教導經費風潮此刻已將告一段落,陽十月初當可開學”。按王氏此文刊于1923年1月出書的《國粹季刊》第1卷第1號,再據說起“陽十月初”如此,闡明寫信時光必在公歷1922年10月之前。再據《往來手札》(86-93頁)王國維于1922年8月24日致馬衡函(此函末所署每日天期為農歷七月二日)云:“《國粹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監本考》一篇,錄出寄奉。”而1922年9月27日馬致王函云:“尊著《五代監本考》及賜書扇面均拜領。”可見,沈兼士師長教師得讀馬衡師長教師轉往王國維《五代監本考》文,應在9月27日之后,進而沈致王函的寫作每日天期也當在此之后,很能夠是在9月底、10月初之間。
《未刊》(59-60頁)沈致王函第一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391-2393頁),從其內在的事務揣度,應置于第二封之后。來由至多有以下數端:第一,函中有“《國粹季刊》第二期本月中旬可以出書”如此,按第二期的出書每日天期是1923年4月,可見此函的時光應在4月上旬。第二,有“沈子培師長教師遺稿前問孟劬兄言已由師長教師擔負收拾”如此,據《永豐村夫行年錄》(《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十二集,428-429頁)所記:“十月三日,沈子培卒于滬,……靜安書言其遺著書眉及廢紙所記,頗可纂輯成數卷,其成書亦稀有卷,詩文年夜致已有清本,合之可得二十卷。此事維當任之……”可見此函必作于1922年10月上旬沈曾植師長教師過世之后。第三,沈氏函又說起“昨叔平兄由滬回京”,指的是馬衡師長教師在農歷新年后由滬返京事。若此函確切作于1923年4月,那么馬衡師長教師“由滬返京”的時光也應在該月。可是,《往來手札》(100頁)1923年3月12日馬衡致王國維函說“在滬晤教,甚快”,闡明馬衡在這一天之前曾經回京,至晚應在3月上旬。兩種材料的每日天期呈現了牴觸,有兩種能夠,要么是沈致王函所說《國粹季刊》第2期的現實出書每日天期比馬氏在信中提到的時光晚了一個月,亦即估計是在1923年3月出書的,此函也作于當月;要么是《往來手札》的這封馬致王函的時光3月12日為農歷,公歷時光則為4月27日。一時難以遽定,姑記于此。
《未刊》(60頁)沈致王函第三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395頁),說“北京年夜學研討所國粹門同人謹訂于本月九日(禮拜日)午后二時在后門內漢花圃本校第一院閉會接待師長教師”。按王國維師長教師于“蒲月廿五日,由上海搭船北上,廿八日至天津,卅一日達到北京,出任遜帝溥儀之‘南書房行走’”。在此之前,1922年1月北京年夜學研討所國粹門成立,沈兼士師長教師任國粹門主任。1923年1月出書的《國粹季刊》第1卷第1號第196頁的附錄之一“國立北京年夜學研討所國粹門主要紀事”記錄“研討所國粹門……校外學者則已聘任羅振玉、王國維兩師長教師為函授導師”(孫敬恒編《王國維年譜新編》,北京:中國文史出書社1991年版,108、120頁,以下簡稱《年譜新編》)。對比1923年6月以后的每日天期,可知這封沈致王函所述“本月九日(禮拜日)”指的是1923年7月22日,則此函寫作每日天期為1923年7月17日。
《年譜長編》(348頁)記:“(1922年)11月,北京年夜學研討所國粹門請求王國維為研討生提出研討的題目,師長教師遂為之提出研討題四目。”所指即為以下一封王致馬函,內在的事務有:“研討科研討標題已擬就四條,并覆兼士師長教師一函,乞轉交。此刻年夜學能否有滿、蒙、躲文講座?……”按《國粹季刊》第1卷第3號(563-567頁)登載了“研討所國粹門關于學術之通訊”之王國維致沈兼士函,并附王國維撰“研討發題”四種,即“《詩》《書》中成語之研討”“古字母之研討”“古文學中綿延字之研討”“共和以前年月之研討”,寫信每日天期署作“十一·十·十八”,即平易近國十一年農歷十月十八,公歷為1922年12月8日。而《手札日誌》(650頁)此函每日天期署作1922年10月14日,編者出注所持來由是“致沈兼士函刊于《國粹季刊》第一卷第三號,署平易近國十一年十月二旬日,故系于該月”,看來是把“十月二旬日”誤看成公歷每日天期,所以才定此函每日天期為10月14日。
這般,則上述王致馬函的寫作每日天期必在12月8日之后,《年譜新編》(114頁)、《年譜長編》(353頁)及《往來手札》(94頁)均將此函署作1922年12月12日,應該與現實相符。近閱劉夢溪師長教師《王國維與陳寅恪》“王國維師長教師學術年表”部門(北京時期漢文書局2020年版,432頁)也指出“12月,建言北年夜開滿蒙躲文講座”,每日天期不誤;只是該書第二章“王國維思惟學行傳論”(83頁)卻說“是年季秋,師長教師即致信給北年夜國粹門主任沈兼士,擬出‘研討發題’四項……”,顯然也是把農歷十月看成公歷了,才有了“季秋”之說。
《史與物》(144-156頁)收錄了王國維致伯希和二函的影印件,細勘原件,可知《手札日誌》(496-497頁)在編校時亦間有訛奪,如496頁第13行“承”字前漏“曾”字,497頁第2行“二國”誤作“兩國”,第4行“敬祈”誤作“敬乞”。別的,《史與物》(151-156頁)王致伯函第二封的所署每日天期似有誤。函中有“富岡君于往歲去世”如此,該書(146頁,附注13)已明白指出japan(日本)考古學家富岡謙躲的卒年為1918年,而仍將該信每日天期誤定為1920年8月13日。《手札日誌》(495頁)所定王致伯函的每日天期為1919年10月6日,則是對的的。
四
《未刊》一書內在的事務很是豐盛,而信函原件又因書寫、筆跡等識別不易,不免會有一些題目。此處不克不及逐一臚列,為了便利讀者辨別,茲舉若干如下。
一、文字方面
129頁4行,“Hsiao Tun-en”(即小屯)后字拼寫應作“Tuen”。
131頁倒1行至頁132第1行,“古《西清古鑒》”衍“古”字。核《國圖》(2441頁)原函影印件,“西”字前“古”字乃王氏錯寫,并已劃往。《未刊》未細審原件,直接照抄了衍字。
132頁17行,“稱蔡”為“陳蔡”之誤,且二字(皆為國名)之間利用頓號相離隔。
164頁倒10、倒7行,“句鑊”均為“句鑃”之誤。
171頁3行,“末”字看成“未”。
208頁4行,“蔽”看成“敝”。
209頁2行,“《說文》”二字后原函另有“奇字附后……本字不見若呼下” 夾注兩行(《國圖》,2490頁)。
209頁4行,“軍火考”后漏夾注“此以吉金器形考之”(《國圖》,2490頁)。
210頁18行,“裴務齋”看成“裴務齊”。
211頁2行,“法□”看成“法言”,即《切韻》作者陸法言。
211頁10行,“何者為是”,“是”為“食”之誤字。
211頁15行,“《與兄機書》”,漏一“書”字。
211頁倒8行,在“此為一類”后漏錄原函夾注“即八音也。本出于樂,即后世之雙聲也”(《國圖》,2504頁)。
二、標點方面
如150頁16行,“書于其上一面”,當在“上”“一”二字之中斷開。
209頁2行,“說文類考,擬分三門”,應斷為“《說文》,《類考》擬分三門”(《類考》為唐蘭師長教師擬編著的專書之一種)。
210頁20行,“夏侯,該等”,此處無需頓號。夏侯該為人名。
210頁倒6行,“唐升在江下”與“又只一百九”之間應斷開。“一百九”現實指的是該個人空間韻書韻目標多少數字。
210頁倒2行,“《韻學》余論”應作“《韻學余論》”,且更正確的稱號應為王國維師長教師所著《韻學余說》。此書曾作為《學術叢編》第四冊于1916年出書。然王師長教師于1923年3月2日致唐蘭函說:“弟于有唐一代韻書均有訂正,初為《音韻余說》《唐韻別考》二種,后改為《續聲韻考》一書……”(《手札日誌》,680頁)此處說起的《音韻余說》,當為《韻學余說》。
211頁1行,“聲類韻集”,應作“《聲類》《韻集》”。156頁倒11行,“西清古鑒”;211頁17行,“四聲切韻”;212頁19、20行,“聲類”“釋文”;212頁23行,“均集”,也均當加書名號。《未刊》收拾本在應加書名號而未加處甚多,這里只能略舉幾例。讀者應不時留意,留意分辨。
211頁8-9行,“梁武帝”之“梁”字前應加前雙引號,“皇帝圣哲也”一句應改用單引號,并應在“也”字后另加后雙引號。同頁18行,“宮”字前漏一逗號。
212頁倒1-2行,“《經典釋文分類》”,“分類”二字誤進書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