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顧隨 《駝庵詩話》
《駝庵詩話》的學術進獻
顧隨的文學批駁觸及中國的文、詩、詞、曲、小說、文論等諸多範疇,也包含魯迅等古代作家。教學場地詩學是顧隨文論的焦點,而其詩學最詳細系性的著作就是《駝庵詩話》。顧隨撰寫的《稼軒詞說》《東坡詞說》精妙異常,且多實際施展,但畢竟是以作家、作品為主的詩詞論。實在,顧隨有實際系統建構認識,他在1940年月曾寫有《孔門詩案》和《韻文普說》,泛論儒家詩學以及中國之韻文,惋惜皆因故停筆,未能完篇,文稿亦被毀無存。
葉嘉瑩所記顧隨講堂講錄的詩學部門,皆見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出書的《傳學:中國文學講記》一書,《駝庵詩話》修訂本即從《傳學》中摘錄而成。《駝庵詩話》的內在的事務很豐富,分“泛論之部”“分論之部”兩年夜部門,其他不再細分。泛論之部所講題目有詩之最基礎、詩人之最基礎、詩之觀賞、詩之天性、創作論、作者論、詩法與世法、夷猶與鍛煉、作風論、文字與修辭論、詩體論、文學影響論等,觸及了詩學實際的各個方面。分論之部是對古典詩歌的詳細評論,以詩報酬中間,觸及詩經、楚辭以降,魏晉、唐宋、明清,以迄王國維的浩繁詩人、詞人,包含普遍,尤以唐詩宋詞為重心。顧隨在講堂上,既講現代詩詞、文章,也講《文心雕龍》《文賦》、文學批駁史,他是一個對文學有極強的心靈銳感同時又具有高明的文學實際感悟才能的人。所以,顧隨可以說是一位全方位的文學批駁家,也是具有發明性的文學實際家,此點,由《駝庵詩話》即可見出。
《駝庵詩話》封面上端印著一句話“與王國維《人世詞話》并稱‘雙璧’”——實在,這也是我對《駝庵詩話》一向的評價,並且我以為《駝庵詩話》的成績遠超《人世詞話》。學界對古代以來詩話、詞話著作的研討,年夜多逗留于以《人世詞話》為岑嶺的舊識,實則《人世詞話》可說是清末平易近初,即中國文學古代轉型期的一部詞話杰作,而中國文學成長至20世紀三、四十年月,古典文學研討比之《人世詞話》時期停頓了很多。顧隨的《駝庵詩話》雖是1980年月依據葉嘉瑩的筆記收拾而出,但其根源則是葉嘉瑩1940年月在燕京年夜學聽課的筆記,所以當視之為顧隨1940年月的文學批駁作品,就其學術的高度、廣度而言,可說是《人世詞話》之后的一個超出性的岑嶺。
所謂“詩話”“詞話”是傳統的文學批駁文體,古代之后,完整可以沿用之,它尤其合適具有深摯古典文學涵養的詩人評點詩人、闡釋實際、發揚性格。平易近國時代有不少詩話、詞話、文話,都展示出了古今貫穿的新的文學批駁的高度。權衡一部詩話的學術進獻,其要有三:一是其實際立異;二是其詳細的文學批駁水準舞蹈教室;三是其內在的事務的廣度。王國維《人世詞話》的實際立異,及其詞學批駁的出色,學界評騭甚多,自不待言。但是,《人世詞話》的文學批駁囿于詞話之體,并不觸及詩,這是廣度上的一個局限。實際上的欠妥之處,當然也有。就狹義的詩學而言,詩可以包含詞,詞卻不克不及包括詩。《駝庵詩話》的內在的事務之廣,前文已言。我已經說:“顧隨是那種有意做文學實際家,但卻因其天賦的悟性,由文學批駁而生收回了極有價值的文學實際的實際家。”顧隨主要的文學實際簡直都囊括于《駝庵詩話》,如他用“言內之物、物外之言”代替“內在的事務/情勢”這一組概念;他以為文學是“更生”;一切文學都是“心的切磋”;他提出“詩心”說,謂“詩心”相當于迷信家所謂宇宙、宗教家所謂“道”;他以為“詩法即世法,世法即詩法”,“文心”/“道心”是一個;他以為詩有三種成分:覺、情、思;他倡導“力的文學”及“韻的文學”——“韻”即逗留在心上不走;他以為創作要“物格”,即“物來心上”;針對中國文學,他提出了發後人所未發的美學概念——“夷猶”……諸這般類,觸及文學本體論、創作論、作者論、觀賞論、作風論、修辭論、影響論等方面,完整具有完全的文學實際系統所需的各個要素。一流的文學觀賞、批駁,當其觸及深層時,必定會抵達實際題目,王國維、顧隨皆是這般。
那么,顧隨詩學最焦點的實際是什么呢?顧師長教師本身說得很光鮮,他說:“有人倡導性靈、興趣,此太不成靠,應倡導韻的文學。性靈太空,把不住,于是倡導興趣,更不成靠。不如倡導韻。”什么是韻?顧隨說:“有字外之意。有韻,即神韻。合尺寸板眼不見得就有味,味于尺寸板眼、聲之鉅細高下之外。《三字經》亦葉韻,事理很深,而非詩。宋人說作詩‘言有盡而意無限’,此語實不甚對。意還有無限的?無論意多深亦有盡,不盡者乃神韻。最好改為‘言有盡而韻無限’。在心上不走,不是意,而是韻。”詩學的基本是詩之本體論,即“詩是什么?”或許說“使詩成為詩的是什么?”創作論、作風論等都樹立在這一基本上。顧隨以為使詩成為詩的是“韻”。倡導“性靈”“興趣”者,是晚明公安“三袁”迄于古代林語堂、周作人、廢名、梁實秋等人。顧隨不贊成這種主意。他認為性靈太空,把不住,不成靠。至于“興趣”,比性靈更空、更淺。不是說文學不要性靈、興趣,而是不克不及把它們看成文學的最基礎。顧隨說:“不如倡導韻”。我們可將此不雅點歸納綜合為“韻的文學”。韻,在中國文藝中固然是一個基礎的美學范疇,如畫論有所謂“氣韻活潑”、詩論有所謂“神韻”說,但顧隨把“韻”零丁拈出,其意味又自分歧。“氣韻”的“氣”是一種賭氣,尚不是藝術之成為藝術的最基礎。所謂“神韻”,“神”當指事物的精華,但王世禎所謂“神韻”指的是一種“不著一字,盡得風騷”的虛靈境界,顧隨以為王世禎所謂“神韻”消除了“世法”,即結壯的生涯,這是靠不住的,亦非詩之最基礎,由於詩不克不及離開“世法”。所以,顧隨以為一個“韻”字即可闡明詩之所認為詩的最基礎——“韻”是在心上不走,即一種心靈激動,一種言有盡而味無限的感到。“韻”是一種藝術後果。“韻”不是詩的最高境界,而是詩的最基礎,無韻則非詩,有韻則為好詩。凡是所謂“詩意”,當為“詩韻”也。以筆者所見,顧隨所謂“韻的文學”之實際,既超出了古典詩學,同時也比王國維的“境定義”,及周作人、林語堂繼續晚明的所謂“性靈文學”“興趣文學”都來得高超。
假如把“韻”作為詩的本體,則顧隨的其他一些實際都可與之相印證,組成自洽的邏輯系統。如顧隨另一組文學組成論“言內之物/物外之言”,此二者分解之后天生為“韻”;又,顧隨說詩可分為“覺、情、思”三種成分,這可以說是組成“韻”之內蘊的三種元素;顧隨以為“詩是更生”,能逗留在心上不走的“韻”,恰就是詩之更生的工具,一種感動人心的源于生涯與性命的藝術發明。
顧隨在講韓愈詩時以為中國文字可表示兩種風格:夷猶、鍛煉。鍛煉是傳統話語,而“夷猶”本是自在、不消力之意,顧隨以之評價屈原那種有彈性的縹緲的文字作風,并將其與鍛煉、氤氳絕對比,“若夷猶是云,鍛煉是山,則氤氳是氣”……“夷猶說”可謂前無前人的發明性的實際交流。顧隨諸這般類的群情,往往興會淋漓,一空依傍,令人茅塞頓開。晚清平易近國以來,詩話、詞話不少,但確有實際發明者未幾,此所以《人世詞話》與《駝庵詩話》可謂“雙璧”之由也。
文學與人生的高度融會
顧隨的文論有良多特色,如他時常引佛禪論文學(此點超出了瑜伽教室《滄浪詩話》等古典文論),有時引書法、京劇論文學等,其靈聚會場地心妙悟真是一盡。不外,顧隨的文論最凸起的一個特質,是他時常在講文學時講到人生的事理,將文學與人生孤芳自賞,蓋因文學是基礎于人生的,顧隨對此有深入的自發。《駝庵詩話》開首第一句話,即“文學是人生的反應,吾人乃為人生而藝術。若僅為文學而文學,則氣力單薄。”應該說,這是顧隨文論的基石。葉嘉瑩將此言置于開首,可謂具眼。《駝庵詩話》中有良多從文學與人生的關系角度闡釋詩歌的精辟之論,如要在詩中表示“生的顏色”,要使“生的顏色”濃重,須有“生的吃苦”“生的仇恨”“生的觀賞”“在人生的疆場上要七進七出”;“文人是自我中間,由自我中間至自我擴展至自我覆滅,這就是美,這就是詩”“一切世法皆是詩法,一切詩法皆是世法”“曹、陶、杜各有思惟,即對人生取何立場,若何活下往。中國后來詩人之所以貧弱,便因思惟貧弱。”……讀如許的詩論,既可學文學,也可悟做人。中國現代詩話、詞話,或評點詩人、詩詞作品,或摭拾詩人掌故,或建構詩學實際,如《滄浪詩話》《原詩》等,還有大批的對典故、辭章的品疏、評析。王國維《人世詞話》是札記體,吉光片羽,然貴在能晉陞出一些實際感悟,如境界、造境/寫境、幻想家/寫實家、客不雅之詩人/客觀之詩人等,其實際實在多是中國傳統文論與19世紀東方文論的初步組合。另一方面,《人世詞話》中偶有將詩詞與人生孤芳自賞者,如用晏殊、秦不雅、辛棄疾的幾句詞歸納綜合“古今成年夜工作年夜學問者”的三種立場,真乃性格之語。但《人世詞話》此類群情并未幾,且王國維多追蹤關心“詩人之憂生憂世”,而未能如顧隨對中國文學的感傷特徵有所批駁,并推重曹操那種“永遠睜著醒眼”的艱難精力;陶淵明那種掙扎之后的協調、積極、安康;杜甫的掙扎、奮斗精力;或辛棄疾那種文學天賦與政治、軍事干才兼備,“什么都是真格的”之力道——“稼軒是極熱情、極有義務感的一小我,是中國舊文學的反動者。”顧隨無論講詩詞、文章,隨時都能施展人生哲理,他真是將作文與做人、為學與為道孤芳自賞了。在以文學為載體的性命精力的深處,哪里有文學與人生的分辨?顧隨文學批駁的高超,就在于他極善捉住作者的精力及其風格。顧隨以為一切文學都是“心的切磋”,“文心、道心”本就是一個。文學批駁至此境界,文學、藝術、學術、修辭皆缺乏以描述之。詩是一個巨大的工具,詩學是對這種巨大性的映照。唯有在此高度上,我們才幹懂得顧隨所謂“‘詩心’二字寄義甚寬,如迷信家之所謂宇宙,佛家之所謂道”;“世上都是無常,都是滅,而詩是不滅,能與六合造化爭一日之短長。”
讀顧隨的講學文章,我時常感到此中有種罕有的品德,像精金美玉一樣包含其間,讀之令人志氣為之一振——“誰似師長教師高舉,一行白鷺彼蒼”,此品德乃是對幻想人格境界、人生立場的摸索與發揚。如他講人要預備為他人就義本身,愛情這般,全部人生亦然,要有“圣佛不度眾生誓不成佛”的精力,這才是巨大的詩人;陶淵明之傳播不朽,“不以其巨大,而以其平常。他的生涯就是詩,也許這就是他的巨大處”。陶淵明是“往昏散病,盡斷常坑”,其聰明乃經“身經”“幻想”兩個階段,百煉成鋼而來。再如,顧隨說:“文藝未來要成長成為沒有傷感、悲痛、怨言而仍能成為好的文學作品”,指出文學的幻想境界,向上之目的,真有發揚蹈厲之概。文學的意義終極超出于文學,而使人生迄于加倍幻想的地步,則無上矣。從古到今,詩話多矣,但多是就詩藝談詩藝,鮮有能予人以豐富的人生教化者。顧隨的詩論則由“詩藝”抵于“詩教”的境界了。但顧隨所謂“人生”已是古代的人生不雅,而非孔子所謂“仁者”的人生,也不是莊子以尋求心靈束縛為目標的人生不雅,也不是佛家降生的人生不雅。《駝庵詩話》有言:“人生沒有閑,閑是衝鋒陷陣”“有操守當然好,而此刻要緊的是有所作為”“你不要迷戀曩昔,固然曩昔確可迷戀;你不要希冀未來,固然未來確可希冀。我們要盡力此刻。”葉嘉瑩評價顧隨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師長教師所予人的乃是心靈的啟發與人格的晉陞。”信哉斯言。
顧隨的文論堂廡特年夜,精光四射,假如你展讀《駝庵詩話》,一片“落木千山天弘遠,澄江一道月清楚”的文學景致將在你的眼中顯現。
(作者:趙鯤,系天海軍范學院副傳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