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盛唐景象，我們經常會想到唐代詩人王灣《江南意》（別名《次北固山下》）中的那句“海日生殘夜，江春進舊年”。此詩在唐代便已申明鵲起，被視為最能代表時期作風的詩作之一。唐開元年間，宰相張說親身將其題寫于中心當局的行政年夜廳“政事堂”中，“每示能文，令為楷式”；晚唐鄭谷亦云“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足見其“孤句壓全唐”的影響力。這兩句詩的字面意思似乎很好懂得：殘夜未盡，朝陽已升；舊年未過，新春已至。在古代的解讀中，學者們廣泛將此句中的“春”籠統地釋為“春意”，但這難免讓讀者隱晦，“江上的春意”本是平常風景，描述春日的唐詩更是不成勝數，王灣此句若何當得起開盛唐景象之先的贊譽？
實在，在這行到處頌揚的詩句中，躲著一個被古人疏忽的時光坐標——尾月立春。在清代，評論家仍能經由過程“春”與“年”的對應關系，靈敏地認識到此詩中的“春”指的即是二十四骨氣之一的“立春”，如沈德潛伏《唐詩別裁集》中稱：“江中日1對1教學早，客冬立春，本平常意，一經鍛煉，便成奇盡。”詩人王灣恰是經由過程對天然時光與政治時光的奇妙裁剪，表示對于亂世將至這一時期氣氛的感知，使得這句詩在盛唐時代便成為經典。
在前人的時光體系中，“立春”是一個與農歷新年劃一主要的日子。早在西漢，司馬將就在《史記·天官書》中指出歲有“四始”——冬至日、臘日、正月旦和立春，它們分辨對應著前人感知時光的四個維度。此中“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教學春日，四時之卒始也”，也就是說，正月一日是政治時光中的歲首，是新一年政事的開始；而立春則是時令意義上的歲始，是一年四時的開端。
從晉代開端，立春日成了王朝頒行新一年日歷的節點。《晉書·禮志》曰：“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讀五時令。”這里的“讀”并不是瀏覽，而是要在這一天將新制訂的年歷呈獻皇帝，再作為國度政令公佈朝野，經由過程這種方法將王朝的統治次序落實到天然四時的變更之中。故而南朝陳代徐陵《雜曲》云“立春歷日自當新”，個人空間立春與新年的聯絡，讓人們站在天然節律與社會運轉周期的交匯點上，更能領會到萬象更換新的資料的時空感觸感染。
立春與農歷新年像是一對不離擺佈的孿生子，隋代杜臺卿就在《玉燭寶典》中指出，“立春多在此月（正月）之始”“亦有進今年十仲春者”。作為“正月節”的立春，本應是新年之中的第一個骨氣，但由于“閏月”的存在，年夜約每隔三年，新一年的立春就會落進往年的尾月。
這是由於中國傳統的農歷是陰陽合歷，將太陽回回周期365.24天稟為二十四個骨氣，用以反應年夜地上受太陽影響的物候變更；又以月亮的圓缺周期29.5天為一月，月相的變更就對應著每日天期的推移。可是月亮的12個圓缺周期算計354天，比太陽回回年少了11.25天，于是需求經由過程“置閏”來彌合陰歷和陽歷之間的年差。
將哪個月設置為閏月并非隨便拔取，而是經由過程骨氣在月份中的絕對地位來決議。現代的歷法學家將二十四骨氣分為十二個“骨氣”與十二個“中氣”，假如某個月呈現只要骨氣而沒有中氣的情形，就將這個月定為閏月，“閏”字底本就是多余之月的意思。可是如許一來，中氣與月份的對應是獲得了包管，骨氣與月舞蹈場地份的關系就會產生轉變，詳細來說，就是從閏月開端，接上去每個月的骨氣城市跑到上個月的末尾往。所以只需是置閏的年份，這一年的年末就會呈現尾月立春的情形。
學界歷來對于王灣《江南意》的寫作時光爭辯紛紛，假如我們聯合立春與年節的絕對地位，便可對這個題目作出進一個步驟推證。詩人王灣并沒有留下太多的生平材料，新舊《唐書》都沒無為他專門立傳，我們只能經由過程《唐詩紀事》《唐佳人傳》等書中的只言片語，得知他在開元元年（713）進士落第（一說為後天元年），在開元五年（718）以滎陽（今河南省滎陽市）主簿的成分離開洛陽餐與加入編校群書的任務。唐代士子餐與加入科舉中第之后只是獲得了仕進的標準，但普通還要顛末幾年“守選”才幹授官，王灣漫游江南應當就是在中舉后、授官前的這段時光，也就是開元元年到開元五年之間。我們依據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至玄宗開元十六載（728）行用的麟德甲子元歷，聯合古人黃一農制作的唐《麟德歷》表，可以發明開元二年（714）閏仲春、開元四年（716）閏十仲春，這兩個年份都呈現了尾月立春的情形。
這兩個年份中，《江南意》寫于開元二年的能夠性更年夜。由於此年在唐代的政治時光中是極端特別的一年，玄宗的“開元之治”現實上就是以此年為開始。後天元年（712）登極之初，玄宗一度遭到太上皇睿宗和承平公主的壓抑，甚至差一點成為“廢帝”。後天二年（713）七月三日，玄宗才經由過程政變獲得了王朝的現實掌控權，于昔時十仲春改年號為“開元”，但在歲暮的一個月中，他還來不及向全國彰示此次改元的改革意義。
開元二年才是“玄宗時期”真正的肇端之年。這一年中，玄宗有興趣經由過程各種象征性舉動來凸顯這個政治新紀元的奇特意義。他命人拆往了武后鍛造的“天樞”和韋后建造的“石臺”，還在長安城中建起了兩座新的地標性建筑——“勤政務本樓”與“花萼相輝樓”，向全國明示“開元”的改革意味。一全年中，朝野高低都被這種“辭舊迎新”的氣氛沾染，很多臣子也試圖捉住此次改元的春風，供獻“吉祥之兆”。好比這一年仲春初一“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供獻《豫州鼎銘》，這篇據傳為武后所制的銘文中居然寫著“上玄降鑒，方建隆基”。這些征兆都被視為玄宗李隆基授命于天的“符應”，宰相姚崇也立即進表稱賀，并在玄宗的默許下“書之史冊”“頒告中外”。
對于這種時期氣氛，新及第的進士王灣不會沒有感知。我們可以回看題為《江南意》的詩篇內在的事務，首聯“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的意思是，在王灣的故鄉洛陽，立春時節的氣象尚且是“枯樹無枝可寄花”，而在北國的江上，“春風凍結”“鴻雁來”這些本應屬于季春之月的物候，卻在大年節之前便已撞進詩人視線。尾月立春叫醒了王灣在時光次序上的敏感，他面前的江上之“春”本是實在可感的物候信息，而行將到來的“新年”則是政治性的時光概念，王灣或許恰是在開元二年感觸感染到了天然之春與政治之春的到來，所以選擇以一種頗具頌圣顏色的筆調收束全篇——
歷來不雅景象，惟向其中偏。
此處的“景象”，既是天然景象，也指政治景象。《江南意》最早收錄在天寶末年景書的詩歌全集《河岳英魂集》中，這部集子的選詩下限“起甲寅（714）”，恰好就是開元二年，並且王灣這趟觀光道路的“北固山”，就在此書編者殷璠的故鄉潤州境內，可以揣度殷璠所錄《江南意》就是王灣寫下的初稿。那時的王灣不只對本身北回之后的授官前程佈滿信念，並且深信亂世景象曾經來臨在這個新的紀元，于是他將這份芳華的熱忱代進到對時期的歌頌之中，將“立春”與“新年”這兩種時光體系的更迭、“江春”所流露出的南北季節之異，奇妙地剪裁進詩句，從而在平常春意中鍛煉出盛唐景象。
在開元亂世，這份悲觀與積極的心態并不獨屬王灣一人，它更是一種連續了數十年之久的時期氣氛。開元十一年（723）的春天，57歲的張說以中書令的成分獲掌中心行政機構“政事堂”，手題王灣詩句于政事堂，應該就是在此次拜相之后。上任之初，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開啟了唐代三省軌制的新局勢。張說對“政事堂”這個政務中間的改造舉動也提醒我們，他題寫“海日生殘夜，江春進舊年”作為一時“楷式”，應該異樣具有開啟政務新紀元的特別意味。
張說是一位非常善於應用文學藝術來彰顯政治主意的宰相，張九齡為他撰寫的墓志銘中就有過如許的“蓋棺定論”：“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張說以新任宰相的成分選出王灣這開創作于特別時光節點、表示了特別時空信息的詩歌，既是對于中書門下這一團隊在風尚上的提振，也是在向玄宗表達本身投身于亂世扶植的決計。
繚繞“尾月立春”這一特別的時光節點，王灣筆下的“江春進舊年”奏響了盛唐景象的先聲，而隨后張說又將這種景象融進現實的行政改造，從而推進了開元極盛之世的到來。
2024年的立春與王灣昔時所處的時節非常類似，本應屬于甲辰龍年的立春，落在了癸卯年末的尾月廿五日，新一年的春日在大年節之前便早早到來。處在這個新春與舊年瓜代的日子，我們更可以或許代進到王灣寫下“海日生殘夜，江春進舊年”時的心情之中，在歲時的輪轉中感觸感染這份宏闊的盛唐胸襟與積極向前的芳華之氣。
（作者：邢樂萌，系中國國民年夜學文學院博士研討生）